1949年七月的维多利亚港还笼着薄雾，舱面上站着的秦邦礼略微侧身，视线掠过密集的桅杆。此刻，他正等候最后一批奔赴天津的物资验收结果，而距离他当年在上海闸北米店里亲手点清第一笔账目，已经整整十八年。
1931年春，他初到上海。那年四月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像闷雷，陈云紧急更换交通线。陌生面孔最安全，于是博古递上弟弟的履历。夜色里，陈云摊开毛毯，放下两根金条，低声一句：“做生意，也是在打仗。”这一幕无须渲染，分量自明。
凭着这两根金条，他租了十七平方米门面，挂牌“无锡优级米行”。前厅卖米，后院暗门通往联络点。白区特务最忌财务往来，他干脆把账目做到街头巷尾人人称道。米行三个月扭亏，盈余转投糖坊、南货铺。店铺越多，掩护越稳。
1932年，汕头交通线被切断。秦邦礼奉命修复。他把药房也开到码头边，营业额很快盖过本钱。检疫处每逢盘货，他就安排店员高声报数，外人只听见“奎宁”“碘酒”，听不到夹在箱底的密码本。
1935年秋，他随陈云赴莫斯科列宁学院短训。两人同宿舍，偶尔对线形势。陈云笑问：“开店手痒吧？”秦邦礼回一句：“不开店，手更痒。”一句玩笑，暗合将来香港布局。
“八一三”炮火把上海计划全盘打碎，他关闭所有门面，账薄付之一炬，只带走折现。延安时期，他在中央党校暂歇，却时常同教员讨论边区物资缺口。有人纳闷，他笑言自己“对数字过敏”。
1938年一月，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，一间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挂出“粤华”茶号。复檐砖墙后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悄然运转。同年夏，独立商号“联和行”成立，法人写着“杨廉安”。这三个字与他本名谐音，保险起见，连支票抬头都另刻字体。
广州沦陷、越海航线中断，他又改走滇缅公路。胶轮一路颠簸，他在车顶抱着布包，里面只有一只旧算盘。“一声枪响，先护算盘。”他常半真半假警告司机。算盘没丢，货也没少，边区前线因此多活下不少伤员。
抗战相持期，他在香港连开数家新亚药店、协成百货，贸易网络伸进暹罗、新德里。1944年年底，他向周恩来呈报库存：折合一千余万法币。数字背后，是数以百计的暗码信函和千万里海陆线。
解放战争爆发，东北粮食成了最值钱的战略物资。陈云坐镇沈阳，电示：“粮换外汇，再换设备。”秦邦礼心领神会，联和进出口公司迅速收购大豆、高粱，然后转船香港。几个月后，内地工厂收到纺机与药材，粮票换成了机器轰鸣。
1948年冬，华润公司注册文件递交香港政府。名称中那一个“润”字，既是致敬，也是昭示：企业所有权归属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。股权转让上报中央，仅留少量流通股应付法律需要。外商私下揣测他“卖掉了金山”，殊不知那正是他要的效果——让人明白这条商业巨鲸已有国家做靠山。
1950年，他被任命为香港贸易委员会主任，兼任华润董事长。随后赴北京述职，向周总理递交厚厚一摞账册。周恩来翻了几页，抬头说：“你给国家留下的不仅是资产，更是一套队伍。”秦邦礼欠身：“人还在，队伍就在。”
三年后，他又远赴雅加达任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，继续搭建新中国对外贸易网络。病重前，他仍在整理东南亚市场调研笔记，页脚工工整整写着八个字——“经济亦枪，胜败所系”。
如今，华润集团资产逾一万六千亿元，业务遍布全球。很多人熟悉它的地产、医药、零售，却未必记得，这艘巨舰的龙骨是两根金条和一个米铺。那是动荡岁月里，秦邦礼用胆识与算盘筑起的“隐形兵工厂”，也是无数无名者托举的胜利之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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